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许多国家有着频繁而发达的贸易关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为了国际性的丝绸贸易而由商人们开辟的。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主要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形式。官方贸易即所谓“朝贡贸易”，中国朝廷以对各国使节“贡品”的“回赐”形式进行贸易，有的外国使节的主要使命就是来进行贸易的;另外，许多外国使节还携带一些本国物产来进行私人贸易。青岛文化传播

    除官方贸易外，民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在西北陆路，各国商队往来络绎不绝、相望于道，甚至还有栗特人、回回等专事对华贸易的商业民族;在南洋海路，中国商船在宋代时就已驶抵印度洋，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阿拉伯商船更是十分活跃。在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持续不断。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东南亚地区后，又经菲律宾开辟了中国通往美洲的航线。通过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贸易关系，丰盈的中华物产如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生产工具、茶叶、各种中药材、工艺美术品等等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

    中国的书籍、纸张、笔墨、书法和绘画作品也是许多商人特别是从事东亚地区贸易的商人们贩运的大宗货物。例如清代中国商人到日本通商，贩运货物之外，书籍也是大宗。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清代商人几次舶载进口的。这些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商人，除了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外，有时还承担一些外交使命和文化使命。

　　从唐朝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有一些国家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朝的国子监曾接纳大批外国留学生，包括来自新罗、日本、西域各国的青年学子，最多时达上万人。新罗每年在唐学成归国的就有一二百人。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成为学习和移植中华文化的骨干力量。其中还有人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例如新罗在华及第的留学生就有90多人。青岛文化传播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进士第，入朝为官，历任秘书监兼卫尉卿、左散骑常侍等职，晚年升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与王维、储光羲、李白等大诗人交谊深厚。唐玄宗爱其才华，不许其归国，最后终老长安。现在的西安兴庆公园内，还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2004年，西安发现一个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引起中日两国史学界的轰动。这位留学生名叫井真成，墓志说他：“国号日本，才称天纵”，“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踏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

    这位井真成也和阿倍仲麻吕一样，在唐朝入仕不归，“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据推算，他大概是和阿倍仲麻吕同期入唐的同学。与阿倍仲麻吕同期入唐的另一位著名日本留学生是吉备真备，他在结束国子监的学业后，继续在长安学习五经三史之外的各种技艺，包括法律、算术、音韵、天文、历法和兵法等，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他还刻意收集书籍和工具兵器等，回国时带回《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等。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8年，回国后受到孝谦天皇的恩宠，参与朝政，在删定律令、整顿释尊仪式、实行新历等许多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对于移植唐文化，推动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宗教是一种包含多层次内容的文化形式，宗教的传播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传播途径。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华文化的改造和剪裁，变成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交流中，有许多僧侣不畏艰险，或西行取经，或东渡传法，如法显、义净、玄奘等远赴印度，在学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介绍过去;鉴真和尚率弟子东渡日本，更是一次影响广泛深远的文化使团，被誉为“日本文化的恩人”。青岛文化传播

    与鉴真交谊深厚的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称赞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亦如一灯燃百灯，瞑者皆明明不绝”。朝鲜、日本历代都有许多佛教僧侣来中国巡礼、请益，回国后不仅模仿中国佛教建制，传播中国佛教宗派，并携回大批汉文佛典，还将其他中国典籍、书法绘画作品和工艺品等携带回国。中国化佛教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并得到广泛流传和发展。此外，宗教的传播也是多种文化要素传播的媒介，例如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乃至中国的工艺技术、饮食习俗、医药之学、文学和哲学思想，也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播。中国宋代理学思想最初就是依附于禅宗佛教传入日本的。